特里葉上一次也是第一次入圍主競賽是2019年的前作《西比勒》，影片講述一位女性心理咨詢師西比勒罔顧朋友的反對決定暫停心理咨詢工作轉而重新投身寫作的故事，而她新小說的靈感恰恰來自其最后一位客人瑪格特，一個深陷情感糾葛無法自拔的年輕女演員，在兩人的接觸過程中，瑪格特的此刻不斷侵入西比勒的彼刻從而在后者內心形成越來越難以回避的回響，而在創(chuàng)作焦慮和更多復雜力量的馭駛下，西比勒無法阻止自己在虛構，過去以及現(xiàn)實間愈來愈復雜的諸多疊映中終于越陷越深。

但這部前作在彼時的反響并不樂觀，不僅在主競賽顆粒無收，在影迷中的評價也不溫不火最后以兩極分化告終，而這與本次《墜樓》自首映來便斬獲場刊高分和幾乎清一色的觀眾好評顯然恰恰相反。當我們比較兩部作品而試著弄清個中原由時，會發(fā)現(xiàn)兩者間的割裂也許并沒有看起來那么大。一方面，誠然，西比勒中洶涌的欲望異動和波動無常以致要流于過度戲劇化的人物關系都令這部前作與《墜樓》貫穿始終的冷酷分析和生氣殆盡的中年婚姻截然區(qū)分；可另一方面，虛構與現(xiàn)實的角力以及不斷被召回的過往殘片，都令兩部作品緊密地連接在一起。那么，在掌控力等諸多技法的客觀成長外，真正另《墜樓》一躍登頂金棕櫚的究竟是什么呢？

影片整體其實可看為“刑偵”和“庭審”這兩大經典電影類型的結合，但最終又分別對兩者都進行了各自意義上的重解和超越。本片的原法文片名Anatomie d’une chute也許能給我們的理解更多指引。用來代指“墜樓”的名詞chute在原本的語境中其實具有更豐富的廣沿，它在中性地描繪著“墜落”這一實質性的物理動作同時，也完全可貼切地適用于一切對具有突然性下行現(xiàn)象的描述，置于其前的不定冠詞une顯然也強調了它的隨機性和非特指，而anatomie則相反，本意會更貼近醫(yī)學領域的專有，用來表示“解剖”這一醫(yī)學行為。兩個名詞和它們的并置方式最終分別概括了本片的主題和方法，而它們都在影片中被幾乎苛刻地執(zhí)行了，這也正是這部金棕櫚作品根本的運動方式：特里葉通過竭盡特效攝影，VR重建，現(xiàn)場排演，庭審錄音，證詞博弈等一切可能性手段對單一“實證”（它具有和遭解剖的身體一樣的物質性）進行了徹底剖析，而這一切偏偏恰是為了抵達一種反剖析，也就是說她意在勾勒的其實是一個非實質的地帶，它正是游走在親密和法庭，虛構和事實，而后藝術和生活間的，就像我們還記得片中那刻的宣言，它只留下chaos（混亂）。

這也恰恰是本片劇作的真正魅力所在，因為它的漸進是否定式的，它的張力不像傳統(tǒng)懸疑片一樣建立在一種“藏”與“露”的邏輯上，它不關于一片缺失的拼圖，沒有一個早已伏伺的真相要靠更多線索的補充來交由觀眾確認，正像影片的第一場戲本身就已是周全的展演，特里葉在這里極盡客觀地放進了原有的一切：它既包括事實的局限（第三者的缺席）也包括了事實的曖昧（嘈雜歧義的音樂），在影片后續(xù)漫長的庭審程序里，我們才得以和音樂本身的loop一樣一面以繁復的手段反復地重回同一現(xiàn)場而一面也同樣地一無所獲，因為法庭錯要追尋的真相抑或正義在生活的混沌維度中本便是非實質的，不在的，它寄居在物質性圍剿的失利里，盲眼的男孩兒看不見，語音備忘錄的話筒也沒能錄下，而導演的攝影機呢，只攝下了確鑿的第一幕。于是，正是也只有同時在這否定的增生和枯竭里，最確切的證詞（也至此是非證詞）才可能脆弱地浮現(xiàn)。可以說，特里葉在這部杰作中所找到的，令她能在保留前作議題的復雜性的同時，冷冽凝練地完成表達的，正是這珍貴的矛盾律。

所以在高密度的辯駁和話語權爭奪的戰(zhàn)場中，表面的戰(zhàn)斗姿態(tài)下，她最終給出的并不是一個戰(zhàn)士，而是一個被迫戰(zhàn)斗的疲累的形象，桑德拉的勝訴中也許并不存在勝利可言，她所面對的真正指控也并不來自謀殺，而是事實和力量的邏輯對愛與歧義乃至生活本身的強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