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甫拉托夫》是一部關于前蘇聯(lián)諷刺作家謝爾蓋·多甫拉托夫的傳記電影。影片以多甫拉托夫生命中的六天為背景，展現(xiàn)了70年代蘇維埃的政治冷漠和動蕩不安。多甫拉托夫為了捍衛(wèi)自己的才華和獨立而奮斗，但他的藝術家朋友們卻一個個離他而去。唯一與他站在一起的是他的朋友約瑟夫，后來成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約瑟夫·布羅茨基。這部影片通過多甫拉托夫的故事，向觀眾展示了一個時代的風云變幻和藝術家們的堅持與犧牲。影片由MilanMaric飾演多甫拉托夫。

（本文首發(fā)「奇遇電影」）

今年的柏林電影節(jié)主競賽，有一部來自俄羅斯的傳記片十分引人矚目，來自三年前憑借《電子云層下》入圍柏林主競賽的導演小阿列克謝·日耳曼。這位關注和擅長政治性題材的導演，帶來了一部涉及前蘇聯(lián)歷史的新作《多甫拉托夫》，一個關于個人如何與時代對抗，如何維持尊嚴與理想的故事。

影片一開頭就提出了關于“存在”的問題，身為作家如果不能加入作家協(xié)會，便不能正式發(fā)表作品，也就意味著作家并不“存在”。

這樣的悖謬在那個政治逐漸高壓的時代普遍存在，而青年作家多甫拉托夫的悲劇也由此開始。渴望得到官方（甚至是夢里的勃列日涅夫本人）承認與寫出心目中好文學的矛盾作為線索貫穿影片，短短四天的線性敘事里，導演以四兩撥千斤的形式，勾勒出一個深陷自我認知矛盾與創(chuàng)作悖論的年輕蘇聯(lián)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

電影開場不久，便以一場調度精湛的長鏡頭室內戲，不露痕跡地顯示了導演功底。多甫拉托夫和他同樣不得志的作家/藝術家同儕們聚會，長達五分鐘流暢自如的一鏡到底，為我們徐徐展現(xiàn)一副七十年代蘇聯(lián)地下文學圖景。大家觥籌交錯，高聲談論著文學與藝術，暖黃色調的運用更幫助渲染出令人陶醉的夢幻氛圍，恍惚間讓你以為身處20年代的巴黎蒙馬特。

可這樣的熱鬧與溫暖也只能持續(xù)五分鐘，屋外寒風肆虐而沉悶壓抑的世界，才是他們日復一日必須忍受的真實生活。

下一個鏡頭，從聚會出來，多甫拉托夫和他的詩人朋友布羅茨基散步，談論到作家流亡的問題，小有名望且已遭受多年打壓的布羅茨基一個字一個字地說，“我們只有一個祖國，不是嗎？”

諷刺的是，影片臨近尾聲時打出字幕——“迫于當局壓力，布羅茨基被迫離開了蘇聯(lián)”，這位當代最偉大的俄語詩人之一，最終客死他鄉(xiāng)。這兩個當年在雪夜里談話的心高氣傲的年輕人，終其一生以母語寫作，恐怕從未想過自己會迎來這樣的結局。

這讓我想到在同一個時代蘇聯(lián)老大哥手下的“小弟”捷克斯洛伐克，也有兩位著名作家遭遇了類似的命運——猶太裔作家伊凡·克里瑪，以及我們更熟悉的米蘭·昆德拉。

「布拉格之春」后，米蘭·昆德拉大肆批評蘇聯(lián)行徑，他的作品很快就被禁止在捷克出版。1975年，昆德拉流亡法國，后來成為法國公民，在那里享受能自由出版自己作品的權利。在遠離故鄉(xiāng)的同時，他也漸漸遠離政治，拒絕將自己的小說視為“政治作品”，盡管我們都對《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輕》和《生活在別處》的政治隱喻十分熟悉。而同為作家的伊凡·克里瑪那時在倫敦，他回到國內并堅持留下來，之后整整二十年生活艱難，被迫當工人謀生。他拒絕了美國幾所大學的教職邀請，但在蘇聯(lián)控制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又無法真正當個作家，所有作品被迫淪為“地下文學”。幾十年后，克里瑪在一次采訪中，解釋自己當年的決定——“對于作家而言，流放是一種致命的決定，因為你失去了和自己語言的聯(lián)系，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和社會的聯(lián)系。”

而選擇堅守故鄉(xiāng)和寫作的多甫拉托夫，在1971年的那個冬天，發(fā)現(xiàn)熟悉的文學語言正在逐漸“陌生化”。報社總編要求他的文章要“正能量”，要出現(xiàn)“英雄和反派”，多甫拉托夫的回應是，“在我們這個時代，思考本身就是一種英雄主義。”但這種選擇冷眼旁觀的知識分子式英雄主義，在當權者眼里顯然不合時宜。

多甫拉托夫日復一日做著荒誕的夢，可醒來比做夢還要糟糕。

同樣看不到出版希望的青年作家，在雜志社割腕自殺；靠黑市貿易賺錢為生的好友，死在了無辜士兵的車輪下；他自己則因為寫不出編輯要的那種文章被解雇，拒絕了“寫爛詩”的要求，帶著最后一絲自尊轉身離開。只有在夢里，他才能夠淡定地直面最高領袖勃列日涅夫，他才敢把手握“生殺大權”的泌尿科大夫罵個狗血淋頭。就像在《1984》里，男主角溫斯頓只有在寫秘密日記的時候，才敢宣泄自己真實的情感，對周遭的一切提出質疑。

那是一個非常，非常難熬的冬天。

一群懷抱理想的文學青年和藝術家，出版的機會遙遙無期。最可怕的事情大概是“溫水煮青蛙” ，日復一日地忍受失望，一點點磨蝕掉閃著激情的心靈。

四天的時間里，他們可以反抗，可以對酒當歌，在聚會上朗讀詩作然后把自己灌醉，忘記明天將是新的卻又毫無新意的一天。可是一個月呢？一年呢？往后更久更久的日子呢？

他們如何對抗數倍于他們本身的力量，繼續(xù)過著孤獨且不被認可的生活，并在這樣的生活里保持創(chuàng)作的自覺？

好在，看似無望的生活里，導演日耳曼仍為我們埋了一線關于善良人性的伏筆，我想這才是他拍攝這部回溯故鄉(xiāng)歷史傷痛的影片最大的用意所在。

失意至極的多甫拉托夫，卻有幸擁有一幫真心相交的朋友和家人。他身邊的這些同樣過不好自己人生的人，都發(fā)自內心地理解且支持他，也在盡最大努力幫助他。

影片末尾，多甫拉托夫蹲在地上，臉上是無奈的神情，“一切還是那么乏味，那么可怕，而且沒有盡頭”。想到小說可能永無出版機會，多甫拉托夫痛苦地皺起眉頭，前妻列娜蹲下來輕柔地安慰他，“你沒做錯”。她溫柔而固執(zhí)地一遍遍重復，“我們會熬過去的”。

我記得一個鏡頭，多甫拉托夫抱著睡眼惺忪的女兒，告訴他的“戰(zhàn)友”布羅茨基，“我從八歲起就決心當一個作家”。在文學失落的年代，在遠離故土的異國，依然要堅持寫作。

其他的人，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對抗著時代的沉淪。

在雜志社工作的女孩子，因為雜志社把不用的投稿當廢紙賣掉而氣得偷偷抹眼淚；落魄的藝術家好友們，隨便找個什么地方就開始彈起吉他，開起派對。

另一場令我印象極深的戲，是多甫拉托夫前去采訪一位工人詩人庫茲涅佐夫，在昏暗的地下隧道里，他以一種極力維持著自尊的方式，談起自己破滅的愛情，但隨后的鏡頭卻無關這位工人詩人，而是他的工友們挖出了二十五年前被炸死在這里的兒童們的尸骨。在全速下沉、人人自危的世界里，最普通的工人依然會為二戰(zhàn)時被納粹炸死的孩子們痛哭失聲。這樣閃光的人性，令我肅然起敬。

導演阿列克謝·日耳曼此番首次與《修女艾達》和《冷戰(zhàn)》攝影指導盧卡斯·扎爾合作，為《多甫拉托夫》貢獻了極具水準的視聽語言。

緩慢游走的鏡頭常常貼近人物尤其是主角的臉，在臉部的特寫里，我們凝視著多甫拉托夫面無表情的臉，而他凝視著面無表情的現(xiàn)實。淺景深特寫鏡頭將多弗拉托夫與周遭的人群拉出距離，強烈的疏離感油然而生。絕大多數時間，多甫拉托夫就沒好好聽人說過話，無論是雜志社的編輯、上流社會手握權力的泌尿科醫(yī)生，還是自己的前妻、曖昧不清的情人或分別多年的異性好友，他的臉上總是一副游離而無謂的神情，回應也總是寥寥數語甚至沉默，他只習慣在文字里表達強烈的情感和深邃的思考。

影片將七十年代蘇聯(lián)壓抑、憂郁的氛圍營造得相當成功，刻意調低對比度的畫面像在蒼白的現(xiàn)實上籠罩了一層柔霧，更讓人看不清未來在何處。整部片子的色調都是泛白的，尤其是多甫拉托夫做的幾個夢，幾乎就是白茫茫一片，像是對當時“白色恐怖”的遙相呼應，每個人都被困在這片看得見摸不著的白色迷霧之中。長鏡頭造就的克制緩慢的影片節(jié)奏和大面積的白色色調的畫面，恰到好處地烘托出權力對個人生活的鉗制和幾近窒息的環(huán)境，又不至于太過。

這樣如迷霧般清冷憂郁的氛圍，令人聯(lián)想起以長鏡頭美學聞名的匈牙利導演貝拉·塔爾的《鯨魚馬戲團》。 但比起壓抑到令人喘不過氣的《鯨魚馬戲團》，《多甫拉托夫》的“憂郁”氣質被穿插其中的爵士樂和蘇聯(lián)文學笑話“消解”不少，“生命之輕”究竟不是不可承受。

只是，布羅茨基、昆德拉和克里瑪都活著看到了龐大體制的坍塌和個人境遇的改變，一切都仿佛發(fā)生在一夜之間。只有多甫拉托夫，1990年在紐約去世，一年后蘇聯(lián)解體，在那之后不久，俄羅斯官方正式認可了他的作家身份和文學價值，并冠以“偉大”二字紀念。但他沒等到這些。多甫拉托夫好像永遠還是那個憂郁的、在列寧格勒大街上游蕩的年輕人，手里緊緊捏著一個知識分子的理想與自尊，脆弱，易怒，天真，才華橫溢，還有點醉醺醺的。

影片以一個富有詩意而不失幽默的俯視鏡頭結尾——多甫拉托夫爬上車頂坐著， 比路面上任何人坐得都高，小汽車緩緩駛過雪地，他向四周張望。在那一瞬間，他仿佛是一位得到萬眾愛戴的明星，是自己文學國度里的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