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豹》是一部以1860年意大利的西西里島為背景的電影。故事圍繞著薩里納親王展開，通過他的心路歷程，反映出面對風起云涌的新時代和社會變革，原有權貴和貴族的必然沒落命運。親王的外甥唐克雷迪加入了青年意大利黨人加里波軍隊，為故事發(fā)展埋下伏筆。唐克雷迪回到家鄉(xiāng)后，與市長塞達拉的女兒安杰莉卡一見鐘情，并很快訂婚。為了給女兒豐富的嫁妝，塞達拉答應了薩利納親王的請求，挽救了薩利納家族的命運。然而，塞達拉因與大貴族攀親而自負，成為故事中的重要元素。隨后，西西里島舉行全民投票，一致贊成歸并意大利。新政府邀請薩利納作為名門貴族代表參與議會工作，但他拒絕了，表達了對新政府的不滿和不信任。盡管島嶼歸并了意大利，但新政府沒有給這個沉睡了兩千多年的島嶼帶來任何變化。特別是在加里波戰(zhàn)敗后，貴族們恢復了舊貌，頻頻舉行舞會，慶幸劫后余生。整個故事通過薩利納親王一家的經歷，展現(xiàn)了歷史背景下權貴和貴族命運的轉折，以及社會變革對個人命運的影響。影片以戰(zhàn)爭、愛情和歷史為主題，深入探討了人性、社會和政治等多個層面的問題。這種多維度的敘事手法使得《豹》成為一部富有思考和觸動人心的影片。

所謂史詩片，一般是指場面壯觀、布景華麗，環(huán)繞著宏大抒情的主題音樂，具有很大可看性的那些電影。從外表看，維斯康蒂的《豹》具有史詩電影的一切元素：油畫般的畫面質感、規(guī)模宏大的戰(zhàn)爭和宴會場面、大批的人物角色和景觀式的豪華布景。但《豹》不僅僅是電影類型學上的史詩片，它是真正的史詩。它容納的“歷史與階級意識”，它所反映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它表現(xiàn)一個時代所具有的時空感，它對其主人公（英雄）貴族階級的禮贊使得它最大程度地接近于史詩原初的定義，僅有的區(qū)別在于，它不是關于一個民族的，而是關于一個階級的。
      羅杰·艾伯特說《豹》是一部由唯一可能執(zhí)導它的人導演的電影。這話初聽來像是廢話，仔細琢磨卻很有道理。電影導演中貴族出生的本就不多見，像維斯康蒂這樣純正的大貴族出生的幾乎絕無僅有。維斯康蒂家族在意大利歷史中地位顯赫，在馬基雅維利的《佛羅倫薩史》中就能看到這個家族活動的身影。因此維斯康蒂同《豹》中的薩利納王子一樣，屬于“舊統(tǒng)治階級中的一員”，拍這部電影，就像拍他的家事。而維斯康蒂不僅是位貴族，還是位馬克思主義者，他深受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影響，體現(xiàn)在《豹》中，就是將歐洲近代革命表現(xiàn)為階級之間的更替和變動。大貴族加馬克思主義者，這種奇妙的組合決定了維斯康蒂與《豹》之間彼此歸屬的關系，也奠定了本片歷史感的情感基調。
      《豹》是獻給貴族的史詩，但卻是一首挽歌式的史詩，它表現(xiàn)的不是這個階級上升時期的豐功偉績，而是它不可避免的衰落和滅亡！歷史上，每當貴族沒落，被新的階級取代，就會有人唱起挽歌，2500年前，王政時代的希臘貴族被代表民主制的平民階級取代，品達就為他們唱起了挽歌。在現(xiàn)代電影中，表現(xiàn)貴族精神沒落和新階級崛起的，據(jù)我所知，還有雷諾阿的《大幻滅》。與雷諾阿那種旁觀者的睿智和清醒不同，維斯康蒂無法斬斷他跟這個階級的血脈聯(lián)系，對他來說，表現(xiàn)貴族精神的衰亡就如同表現(xiàn)自己的死亡一樣，在《豹》的主人公薩利納王子那里，我們聽見的彷佛是維斯康蒂的內心獨白。
      不過，話還得從歷史上存在過的貴族這樣一種“生物”說起。無論是已經普遍民主化、強調個人權利平等的西方，還是充斥著暴發(fā)戶和特權階層的中國，貴族都是一個人們十分陌生的詞，據(jù)說這種“生物”已經滅絕很久了。即便在仍舊存在貴族的時代，普通百姓對他們也是相當不了解的。薩利納王子家的神父在酒館里對那些平民這樣描述貴族：“你所說的貴族很難琢磨，他們所生活的那個世界，是他們用經歷了數(shù)個世紀的煩惱和喜悅創(chuàng)造出來的。那些你我覺得微不足道的事情，對他們卻至關重要。我并非說他們是壞人，完全不是，他們與眾不同，我們認為重要的事他們不會在意，我們覺得無所謂的事他們反而擔心。比如說，在薩利納王子看來，若趕不去杜納福卡特度假，那簡直是悲劇，但要是問他如何看待革命，他會說并沒有革命，一切如故。”這位神父盡管每日和貴族打交道，他對這個階級的了解也相當表面，他只知道他們“與眾不同”，卻并不了解究竟不同在那里。在外人看來，貴族首先要占有大量的財產，但誰都知道，財產與貴族肯定不能劃等號。也許有人會說，之所以財產多并不代表他是貴族，是因為貴族首先要有貴族氣質。《豹》里有一段話很好地說明了貴族氣質的養(yǎng)成和財產之間的關系。薩利納王子對商人兼議員卡洛吉羅這樣描述他未來的女婿，塔克羅迪王子，“也許沒有人能像塔克羅迪那樣高貴、敏感、迷人，除非他的祖先大肆揮霍，至少在西西里是如此。”貴族氣質的養(yǎng)成不僅需要大量的錢，而且需要把錢不當錢，這可能是貴族的原罪，也是他們不可避免衰落的根源。
      一個階級和一個人一樣，最能體現(xiàn)他的素養(yǎng)和精神特質的不是他春風得意之際，而是他處在困苦中，瀕臨死亡之時。維斯康蒂要為他這個階級“立言”，也選擇了這樣一個時刻。電影中的薩利納王子是貴族階級的代言人，他張口閉口“我們”、“這個階級”，但這個人物并沒有喪失他自身的個性和魅力，相反，維斯康蒂沒有讓這個人物說多少關于貴族階級的正面的言論，他僅僅通過塑造這個形象，通過讓觀眾感受這個形象，來表現(xiàn)貴族精神。薩利納王子首先是一個有負罪感的貴族，他深知貴族階級有著無法救贖的原罪：“25個世紀以來，我們所肩負的偉大文明皆來自外部，而非由我們創(chuàng)造，不能稱為我們的文明。2500年以來，除了殖民者我們什么都不是。”對一部分人來說，貴族作為一個階級之所以垮臺是由于他們自身生命的墮落；對那些真正的貴族來說，僅僅是由于背負上了某種負罪感，僅僅是由于這種負罪感壓抑了他們的生命意志。電影中的薩利納王子，一開始保持著旺盛的情欲生命，他一邊對宗教保持著狡黠的敬意，一邊又到巴勒莫去找妓女尋歡作樂；后來，隨著革命和政治局勢的變動，隨著他對以卡洛吉羅為代表的資產者一步步審時度勢地退讓，他的生命意志也一步步衰弱了，他這樣拒絕來邀請他參加新政府的官員希弗利：“西西里人的愿望，就是沉睡在夢里……所有的吶喊，甚至最暴力的，都是渴望遺忘，尋歡作樂是為了遺忘，槍林彈雨是渴望死亡，啜飲甘甜的飲料，都是為了最終的安寧，也就是死亡。”西西里這塊古老的土地，儼然成了與它同樣古老的貴族的化身。隨著塔克羅迪王子和卡洛吉羅的女兒安杰莉卡之間的聯(lián)姻，薩利納王子知道未來的新人已經登場了，在祝福他們之后（“今天，沒有什么比這對新人更美”），他獨自一人來到書房，看著墻上《臨死的圣地亞哥》的畫像，開始思考死亡的問題。貴族的強力意志日漸萎縮，至此達到了終點，用弗洛伊德的術語來說，就是死的內驅力占了上風。然而，對于不缺乏信念的貴族來說，他的生命不單單是一個自然生命，生命的死亡不是消失和滅亡，而是某種復歸，是與永恒的生命、絕對的理念結合在一起。晚會結束后，薩利納王子獨自走回家，半路他來到一個廣場，突然單膝跪下，朝著天空默禱：“虔誠的星星，何時我才能遠離塵世的一切，在永恒不變得世界中得到永生。”
      維斯康蒂沒有蓄意美化貴族，他深知，他們除了是精神的高貴者，同時也只是“亂世中的凡人”，在殘酷的歷史變動和階級更替中，為了生存，他們不得不采取非常實際的行動，在面對現(xiàn)實的政治斗爭時，他們并不是一群愛幻想的生物。盡管深知他們作為統(tǒng)治階級，“現(xiàn)在一切都結束了”，電影中的薩利納王子采取的每個行動都是這個階級的自保行為，其中最重要的行動就是支持侄子塔克羅迪迎娶資產者的女兒安杰莉卡，他知道這是歷史為貴族留下的后路之一。在這種典型的優(yōu)雅的貴族的兒子加富有的資產者的女兒的婚姻中，貴族中的一部分（像塔克羅迪那樣年輕、有遠見又現(xiàn)實的人）通過與資產者的聯(lián)合轉化成新的統(tǒng)治者。而薩利納王子自己，由于過重的歷史包袱和斬不斷的精神聯(lián)系，毅然承受了降臨給這個階級的命運。
      《豹》的史詩性離不開它厚重的歷史感，歷史感又首先表現(xiàn)為一種鮮明的階級意識。它表現(xiàn)的是一個變動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貴族的衰落又是同資產階級的粉墨登場分不開的。時代變動的主題在《豹》的第一個場景里就凸現(xiàn)出來，畫面中首先出現(xiàn)的是一個莊園的外景，隨著攝影機的緩慢移動和鏡頭的推進，觀眾發(fā)現(xiàn)薩利納王子一家正聚集在客廳里開家庭禱告會，這個畫面持續(xù)數(shù)秒之后，虔敬的禱告聲逐漸被屋外傳來的嘈雜聲替代，有仆人來通報說，在花園里發(fā)現(xiàn)了一個士兵的尸體。弄明白事情的真相后，家庭神父畫著十字在那里說，“這是一場革命”。
      在正面表現(xiàn)資產者的登場之前，《豹》首先表現(xiàn)了舊統(tǒng)治階級內部聯(lián)合的瓦解，也即天主教會和貴族階級之間的分道揚鑣。電影中的這位家庭神父，除了充滿滿腦子的教條之外，是個靦腆而怯懦的人，他預感到時代的變動將給教會帶來的危機，卻完全不知所措，只希望通過用教條束縛貴族，使他們承擔起全部的責任。宗教精神的衰落還可以從薩利納王子那位虔敬的夫人身上窺見，她用她敏感、脆弱的神經和遇事哭哭啼啼的作風印證了尼采關于基督教已蛻變成一種感傷的宗教的斷語。教會和貴族都彼此猜忌，擔心對方會率先出賣自己，神父擔心貴族階級會以犧牲宗教為代價，“與自由黨人，甚至共濟會達成協(xié)議”，來瓜分教會的財產。而薩利納王子也知道，“宗教如果靠犧牲我們，得以拯救自己的話，你以為它不會這樣做嗎？”
      在這種統(tǒng)治危機之下最先作出反應的是薩利納王子的侄子塔克羅迪，他深知“萬物要保持永恒就必須作出改變”，因此在革命爆發(fā)之際，他最先以貴族的身份參與進去。維斯康蒂用一個充滿象征意味的遠景鏡頭表現(xiàn)塔克羅迪離家參加加里波第軍隊時家人的送行過程。一條大路從薩利納王子家的莊園一直延伸到遠處地平線上，騎著馬的塔克羅迪在這條路上漸行漸遠，近處，家人們懷著憂傷和前途未卜的心情目送他。對于地平線的盡頭是什么，這里的人還很陌生，但是一切都預示著那邊的行動將改變這個世界的面貌，而他們中最優(yōu)秀的成員之一已經主動去探知究竟，他也將因此而成為新時代的新人。
      《豹》不僅塑造了薩利納王子這樣的貴族形象，也塑造了卡洛吉羅這樣的資產者。不難看出，維斯康蒂看待資產者是帶著有色眼鏡的。在他的電影中，卡洛吉羅在高貴的薩利納王子面前，多少顯得像個小丑，他缺乏像魯賓遜那樣作為新時代的開拓者的頑強精神，卻不乏巴爾扎克筆下那些人物的貪婪和投機。電影借窮畫家希斯奧·杜梅之口說出了平民眼中的資產者形象：“殿下，‘真相就是’他很有錢，也很有影響力，他是個吝嗇鬼卻魔鬼般機靈，你該看看他去年四五月的模樣，他像蝙蝠一樣來往穿梭，坐馬車騎馬騎騾子，走路風雨無阻，他經過的地方會結成秘密組織，為將要來的人鋪路，他是個災難。這只是他事業(yè)的開始，再過幾個月，他會成為都靈議會的議員，再過幾年當教會財產被拍賣時，他不費分文，就能占有馬拉及馮達希羅的財產，最后他會成為全省最大的財主，這就是卡洛吉羅，未來的主宰者。”在《豹》里，維斯康蒂吸收了馬克思的階級學說，但他并不認為階級的更替包含某種進步過程，在他眼里，歷史充滿強力意志和所謂“赤裸裸的真相”。電影中的薩利納王子說，“我們是豹子是獅子，取代我們的是豺狼土狼，所有人——豹子、獅子、豺狼、土狼，都覺得自己很高尚。”有統(tǒng)治能力的人，都是務實的人，像加里波第這樣的理想主義者是注定要失敗的。而卡洛吉羅這樣的人盡管和薩利納王子一樣“沒有幻想”，但“他能在所需之時創(chuàng)造幻想”，也即通過正義、進步等口號為自己的行為提供合法性證明。
      薩利納的王子已經沒有了創(chuàng)造幻想的能力，“他跨越了兩個世界，在兩個世界里都感到不安”，現(xiàn)在他只想沉睡和到永恒的世界中尋找安寧，于是，在最后一幕里，我們看到他的身影逐漸消失在廣場鏡頭的陰暗里，這是謝幕和告別，不僅為薩利納王子自己，也為那個古老的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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