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者的行進》是一部由日本著名編劇野島伸司和制作人伊藤一尋合作的連續(xù)劇。這部劇講述了一群智障人士的成長故事。演員陣容強大，包括酒井法子、石田壹成、廣末涼子、安藤政信、雛形明子、松本惠等，吸引了眾多觀眾的關注。劇中的主角是一群在庇護工廠工作的智障人士，劇情描繪了他們的成長經(jīng)歷和生活瑣事。這個題材非常敏感，因此在日本播出時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和媒體關注。石田壹成、安藤政信、雛形明子、松本惠、渡邊慶、小林正寬等扮演智障人士的角色，對于習慣做偶像的他們來說，這是一次非常具有挑戰(zhàn)性的嘗試。為了演好角色，他們特地去殘障中心實習，并努力體驗智障者的生活。酒井法子扮演的角色是與這群智障人士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的音樂老師。廣末涼子則突破了以往清純乖巧的形象，飾演一個個性叛逆的少女，這也是劇中令人期待的地方。故事的前半部分主要描寫了石田壹成和廣末涼子之間純真的愛情，隨著劇情的發(fā)展，逐漸展現(xiàn)了這些智障人士的生活瑣事，同時通過野島伸司的劇情和伊藤一尋的鏡頭運鏡，揭示了他們不為人知的黑暗面。這部劇的話題性不僅在于強大的演員陣容，還在于其特殊的題材。絕對是一部令人感動的精彩劇作，請用一顆悲憫的心來關心這個隱藏在暗處的弱勢群體。

［現(xiàn)實］這部電視劇中令人揪心的事件其實并非野島編造的情節(jié)，而是脫胎于真實的虐待、強奸案件。1995年，茨城縣水戶市爆出針對智障工人的虐待事件。生產(chǎn)紙箱的赤須紙器有限會社積極雇用當?shù)刂钦先耸浚孔屗麄冏≡诠S宿舍里。社長作為熱心關懷社會的名士，在地方上倍受尊敬。然而95年爆出了該公司未將國家贊助的補助金交予智障工人的事情。翌年，社長以欺詐嫌疑逮捕。在對社長的搜查中，慢慢發(fā)現(xiàn)了他長年虐待員工的事實。比如說以方鋼管或棒球棒毆打員工，讓員工膝蓋夾方鋼跪坐，或像片中反映的那樣，讓員工膝蓋上放壓泡菜壇的石頭長時間跪坐（這么殘忍的刑罰并非編劇的想象），以及幾乎每天發(fā)生的拷問。還給他們吃加了塔巴斯哥辣醬的白飯或者腐爛的香蕉。同時，據(jù)傳受到強奸的女性智障員工近十人。也就是說片中反映出的智障工人的情境并非刻意營造的苦難劇情，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真實的反應。最為現(xiàn)實的是最后的判決，因為許多人一定和我一樣，對老師和律師未能找到足夠的證據(jù)，未能讓法庭進行公正的判決，而設計出了工廠火災以表現(xiàn)對社長的懲罰的劇情頗有微詞。而在現(xiàn)實中，當?shù)鼐旌蜋z查局也（正如片中辯護律師所堅持的那樣）因為多數(shù)受害者無法正確說出事件發(fā)生的日期時間和情況，“無法維持公正的判決”而采取消極的立案態(tài)度。最后僅以欺詐、暴力二起、傷害一起起訴社長，而其余暴力、強奸事件全部不起訴。也就是說，比起劇中，在現(xiàn)實里，大多數(shù)的指控在警方、檢方這一關就被攔下來，甚至未能上到法庭。不免讓人倒抽涼氣。最后，1997年，法庭僅判決被告人三年有期徒刑，緩期四年。關于未選擇直接執(zhí)行有期徒刑，法官給出的理由是：“被告熱心雇用智障人士。”對判決不滿的家屬及志愿者情緒激動，有人因損壞了被告的車輛，以及抓被告和辯護律師的領帶而被逮捕、監(jiān)禁。支援團體的領導者與警方發(fā)生沖突，因?qū)⒈桓胬г谲噧?nèi)而以監(jiān)禁罪逮捕。三人受到起訴及定罪，受到了比社長還要嚴重的判決。之后，三名對刑事起訴不滿的原女性工人對社長進行民事起訴，受到法庭承認，判決被告對每人賠償500萬日元。被告上訴被駁回。而被告的工廠，幾經(jīng)轉(zhuǎn)手易名后一直存續(xù)到今天。［寓言］從故事改編的角度來說，可以說真實事件后期的判決、維權、沖突等內(nèi)容可能從另一種意義上也很有探索的空間，不過當然本片還是重在關注人性的善與惡，將智障者描繪成心靈純潔的“圣者”，而諷刺社會中的種種惡的正常人。從這個角度來說，改編出來的作品最終還是一個帶有道德教育意義的童話。原本以為涼子扮演的是女主角，結(jié)果到了第七集死后才發(fā)現(xiàn)不過是個童話中精靈一般存在的插曲。真正的女主角是酒井法子扮演的老師，從天真、弱小，到勇敢到放棄婚約、職業(yè)去幫助孩子們找到正義。片中有兩個人比較有趣：一是懦弱的廠長。他或許代表了許多日本人對歷史，特別是對戰(zhàn)時歷史的心態(tài)。因為他認為自己是善的，也向孩子們保證他會堅持善的原則，但是卻輕易地在社長的威逼利誘下倒向了那一邊，扮演起了“溝通人”，但實際上是走狗的角色。他哭著打孩子們，哭著懺悔。社長被拘留時，他扮演關心孩子們的好人。但是到最后，他安心接替了社長的職位，仿佛一切都會變得好起來。在心中，他或許已經(jīng)將自己犯下的罪轉(zhuǎn)嫁到了極權主義的身上，而不記得自己有惡。因為無論自己做過怎樣殘忍的事，包括將木棒打向玲，都不過是在服從上級的指示。今天日本人對待歷史的觀念，不也是這樣嗎？二是隱忍的廉。如果說廠長是因為現(xiàn)實的利益（因兒子學費而欠社長的債）而屈服于極權，那么廉則完全是屈服于社長的意識形態(tài)說辭。“工廠”無疑是他的大他者：如果“工廠”不在了，一切都將完蛋；為了“工廠”的存續(xù)，他可以、應該去做任何事情，甚至犯罪（殺人、傷害、逼人流產(chǎn)）。他從未懷疑過“工廠”存在的正當性，是否對“工廠”有利已經(jīng)成為了他的道德準繩。他的故事告訴我們：對意識形態(tài)的“不得已”的配合和“忍受”只會帶來更大的苦難。從這個角度來說，社長無疑是操縱意識形態(tài)的高手。而類比《寄生獸》的邏輯（日本作品中最精彩的設定之一）來說，邪惡工廠的存在不過是邪惡的父母和社會的產(chǎn)物罷了。正是因為智障兒童們無處可去，在家里、在學校都受到欺負，他們才被以工作的形式，流放到工廠這樣一個福柯式的瘋?cè)嗽骸Ｋ麄兪巧鐣胍宄⒈３志嚯x的東西，正如寄生獸嚙食人類，其實是出于人類想要自我滅絕的愿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社長不過是在執(zhí)行“社會”的意志的劊子手。而他倒臺的原因，不是因為他處決了這些被人類社會流放的人，而正是因為他處決的動作不夠優(yōu)雅。而這些智障的兒童，以玲為代表，根本不明白自身的處境。他們的罷工對抗演變成了河邊的露營打鬧。這難道不是對后現(xiàn)代青年人社會運動的最大的諷刺？正如后現(xiàn)代理論家們所宣揚的那樣，他們不得不在老師（知識分子）的帶領下為自己維權。又或者，全片最大的教訓（lesson）其實是這樣一條，即：無產(chǎn)階級都是智障。